说起来非常有趣，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，常常是外来的学说，这或许是中国学人的悲哀，但却是翻译家的幸事。文化科技往往由先进民族流向落后民族，故而，五四时代，刚刚学会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文化人，颇沉迷于译介西方著作。翻译这一行，于是兴盛了一时。老一点的知识分子，常常是横跨于中西之间，打通那堵看不见的墙，恣情汲取自己所需的汁蜜。周作人从日文里修炼出优雅古拙，徐志摩从英文中捕捉了轻灵俊逸，冯至于德文里提炼出周匝缜密，杨绛从西班牙文中获得了俏皮锐利……在大师手里，语言的障碍比纸还脆薄，一捅便破。
不过这些都是世纪初的事。这一个世纪到底是不曾虚度，到了世纪之末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变化之一，便是社会分工越来越专门化。这给文化人带来了便利，至少使蒙事变得容易起来。像胡适那一代人，你是蒙不了的，新学旧学、中文西文，十八般兵刃，样样精通。现在不同了，学科越来越细，研究蚂蚁的搞不懂苍蝇是怎么回事，研究古希腊哲学的，也自然就闹不清萨特是做什么营生的了。于是，从事写作的人，拉丁字母不识一筐，便是意料中事；而托福得高分者，不会用中文写信，更是顺理成章。于是，在这个资讯如苞米花一般膨胀的时代里，翻译便愈发成为宠儿，而读译著，则成为许多人不过也得过的独木桥。
胡适、冯至一类的人物已不可再造。既然大师已经离席，小鬼便可当家。没有了高手的督阵打假，翻译这门中盘生意，就显得十分轻巧便利了，翻译家兜售什么，读者便得消化什么。即使饮了掺了砂粒的豆粥，在肚痛之前是断然不能觉悟的。于是便出现了这等的奇事：同一本原著，不同的几种译本，译文却大相径庭，比如前一阵子颇为风光的一部西方意识流名著中的一句对白，两个译本中，一本译为“把这话讲给楼下那个牛津出身的家伙听”，另一本则译为“把这话告诉楼下那个牛家伙”。至于采取“快译通”式的译法，中英单词一一对应，而全然不顾两种文字语法特点与文化背景的，则比比皆是了。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目下流行的有三种译本，花城译本（译名为《昆虫的故事》）我是读了的，译文疲沓，语义不畅，不忍卒读，好东西被糟蹋成这番模样，真是叫人心疼，比起李斯译纳塔莉·安吉尔的《野兽之美》相差何止千里；另外两种译本未曾看过，实在不敢去看。至于抄袭名家译本，这里改动一个词汇，那里变更一下语序，便堂而皇之署上大名者，更是司空见惯。结果是将人家深远高华的语境搞得支离破碎。便记起董桥关于翻译与强奸的著名比喻了。当今一代文化人所谓的受外国思想文化影响，不外是受其译本的影响。于是，鲁迅先生所倡导的“拿来主义”，到今天已经变调成隔山买牛。
然而牛群却始终是不甘寂寞的，不约而同地嚎叫着，以引起买主的注意。罗曼·罗兰的《莫斯科日记》、高尔基的《不合时宜的思想》，一出就是数种版本，难免要比试一下谁家抢得先机；更妙的是，有三家出版社于1998年新春推出俄国文化译丛，丛书名竟然都是“白银时代”，可见书界人士真的是有第六感应了。而像《红与黑》、《简·爱》这样的旧著，有多少新译本，却是数也数不过来了。架子上虽然花花绿绿，缭乱入眼，许多却只是锦绣皮囊，腹内草莽。出版界乃至翻译界流行着一种浮躁之风，老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断言，目前每年出版的上千种社科与文学译本，百分之九十是败笔，这还不论文字的讲究与否，仅在基本事实方面，出入和乖谬就令人瞠目结舌。仿佛在试炼你究竟是肉眼凡胎的唐三藏，还是火眼金睛的孙猴子。
脚步声空远之后，便愈发怀想梁实秋、朱生豪、陈敬容、草婴、汝龙这些昔日巨人的背影了。据说傅雷在翻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时候，常常在树林中徘徊，思量原著中描述的音乐意境与人物的心灵律动，每有心得，便迅速返回书房，记下转瞬即逝的灵光，再去与原文比照，这样打磨出的译文，又怎能不照彻人心？品赏绝妙译文，如碰触雨后的丛树，摇落的水珠，会于瞬间化为满心幽凉：“时方晚秋，气象肃穆，略带忧郁，晨昏的阴影，几乎连接在一起，不可分别。岁将去暮，终日昏昧，我就在这么一天，到西敏大寺去散步了几个钟头。我跨进大门，觉得自己已经置身远古，相忘于古人的鬼影之中了。”是夏济安的旧译，多好。
